顺治一死，承诺给大汉奸的大好处为什么被一笔勾销

洪承畴投降满清之后，皇太极是非常重视他的，他告诉手下那些不服气的贵族将领们，要夺取中原，离不开洪承畴这样的“引路者”。

（孙淳饰演的洪承畴）

这里皇太极所说的“引路者”其实套用了刘邦评价萧何的“发踪指示”，评价不可谓不高；而事实上，洪承畴一直和范文程、宁完我一样，是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类似于最高顾问团成员这样的角色，直到顺治年间，他才在一线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顺治二年（1645），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总督军务，招抚江南诸省；

顺治十年（1653），洪承畴受赐”经略大学士“印，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主持进攻南明永历政权军务。

这两次，从清朝的角度看，洪承畴都称得上是临危受命。

顺治二年，清朝的豫亲王多铎率师攻占南京，福王被擒，南明弘光政权覆灭，此后常州、苏州、太仓、嘉兴等地纷纷被攻克，摄政王多尔衮胜利冲昏头脑之余，悍然颁布“剃头令”，严令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立即激起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史称“南中义师，风起云涌”，多铎实际上已经不能胜任主帅之职，洪承畴虽然名号是“招抚”，其实是代替多铎负责整体的军务，剿抚并用，指挥全局。

洪承畴利用自己的旧关系招抚了不少意志不坚定的明朝旧官，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比如他先后斩杀了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其手段的毒辣令人发指。

江南渐渐平定后，洪承畴又主持进攻福建隆武政权（隆武帝就是《鹿鼎记》中“拥唐”的唐王）。

后来，张献忠旧部李定国、孙可望归顺南明永历政权（永历帝就是《鹿鼎记》中“拥桂”的桂王），反清掀起新的高潮，永历六年（1652，即顺治九年），李定国军入广西、克桂林，乘胜北上，连克永州、衡阳，“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定南王孔有德和满族亲王尼堪分别在与李定国作战时战死），此时已经奉调回京担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朝廷还规定“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临行前，顺治帝亲自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这俨然是大将军的身份做派。

洪承畴制定了周密的战略计划，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平西王吴三桂、信郡王多尼等的协同配合之下，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孙可望穷蹙请降，李定国忧愤病亡。

洪承畴接受任命的时候，顺治帝说过“功成之日，优加爵赏”的话（《清世祖实录》），在他经略五省之时的圣旨中也有“期于德威遐布，南服永清，朕方崇带砺，用答肤功”的话语——带砺是带砺山河的意思；带，衣带;砺，磨刀石；山，泰山;河，黄河。黄河细得像条衣带，泰山小得像块磨刀石。比喻即使时间久远，经历任何动荡也决不变心。指君王对封爵者的承诺不变——可是，到大功告成洪承畴致仕（退休）的时候，朝廷却几经争论，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爵位，并准世袭四次。

阿达哈哈番就是汉语的轻车都尉，三等阿达哈哈番比之二等游击，犹下一等，这个爵位有多么芝麻绿豆，一比较就知道——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这样带枪投靠、实力雄厚的大汉奸自然另做别论，但是王和三等阿达哈哈番之间尚有公、侯、伯、子、男等各种爵位，因为俘获南明福王而“立功”的马得功是一等顺勤侯，他只是洪承畴招抚江南时的副将，被洪承畴忽悠封王而归顺的郑芝龙被清廷涮得一愣一愣，但也获得了同安侯的封爵；至于郑成功部下黄梧以海澄一县投降就获封一等海澄公准世袭十二次；随孙可望、李定国抗清的白文选在腾越茶山（今缅甸境内）兵败降清被封为承恩公，洪承畴与他们一比，他的所谓“功成之日，优加爵赏”绝对属于啪啪打脸型。

此外，张勇在获封三等阿达哈哈番后只是洪承畴的部将，还要靠洪承畴推荐为总兵（后来张勇在平定三藩之乱中积功获封侯爵），蔡禄、郑嘉栋、刘麟图、吴学礼等降将起步价就是三等男爵，因为洪承畴运筹帷幄而被招降的孙可望直接就获封王爵（义王），也都让洪承畴情何以堪。

另外有一个清将崇明总兵梁化凤，顺治十六年（1659）率部大败郑成功军于江宁（今南京），直接获封轻车都尉，后被加封为三等男——江宁大捷确实对清廷十分重要，但比之洪承畴的招抚江南、经略五省毕竟只是一次战役，而且，江宁之战的胜利，和湖广满清大军凯旋东下夹击郑成功大军也有关系，洪承畴经略湖广对江宁之战其实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么看来，一个顺治年间才通过武进士起家的将领的封爵也让洪承畴相形见绌。

洪承畴功高赏薄的原因何在？

有人认为是因洪承畴功大、位高、权重，遭满洲贵族和一些汉族大臣的猜忌，并受到冷落。这固然有一些道理，承诺给洪承畴封赏的是顺治帝，洪承畴疏乞休致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这一年年号虽然是顺治，但是顺治帝已在正月去世，执政的是辅政四大臣，在这些满清旧人眼中，军功是很狭窄的范围，比如努尔哈赤时代就是满清谋士魁首的范文程也只获得一等精奇尼哈番，后来的洪承畴有这么个爵位你就烧高香吧。

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在《洪承畴背明始末》中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清朝在危急之时，不得不用极才极恶的洪承畴，到了功成之日，极恶之洪承畴已经无用，而表彰明朝忠义之士反成为当务之急，洪承畴不得厚赏，是清人黜恶之意。这一点笔者以为不然，当时的局面远谈不上功成之日，白文选、黄梧等的封赏都为时不远，台湾郑氏等各种反清势力也都气势正盛，清朝还是需要奖励汉奸来起到示范作用的。

笔者以为，最大的原因或许在于清廷想抹杀洪承畴的“功劳”，为自己的军事实力洗地。

满清军队一直标榜自己“人如虎马如龙”、“战必胜攻必克”，而洪承畴的所谓“功劳”都是在满清武装栽了大跟头之时临危受命建树的，褒扬洪承畴相当于贬低包括多铎、博洛、尼堪、孔有德等在内的各种“自己人”，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比如洪承畴经略五省的具体职责顺治十五年上谕是这么说的：

其一切进取机宜，凡事悉与经略洪承畴商酌。

这意思极其明白，就是一切军务必须根据洪承畴指挥进行，但到了洪承畴墓碑碑文中，情况变成了

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

洪承畴只是“随满洲大兵”，而且似乎主要负责的不过是后勤保障。

另外举个栗子，说服郑芝龙归降最早出于洪承畴的计谋，即洪承畴建议的所谓

若全举版图，许以王爵，则彼自弃暗投明，福中可不劳一兵。

当时清朝王公夸奖道：

所论极高，计成，开清第一功也。

但当此计成功之后，清朝在各种奏报和圣旨中，反复陈述的是根据陛下的远程英明战略布置、征南大将军博洛的智勇双全——郑芝龙在洪承畴承诺给予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王爵的利诱下，不顾反对，决意带着除郑成功以外的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博洛背约，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持北上——完全没有提洪承畴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