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又称土官，是在元，明，清时期，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


在我国明代四大土司中，就论经济水平飞播州扬氏莫属，论军事实力，水西安氏最强。虽然在明初，水溪与水东合并为贵州宣慰司，但其内部仍然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与其他三大土司有很大区别。

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区，历史上为彝族慕俄格家族的统治，而后，加之分散在乌蒙山区和智慧流域广大的地区，建立了许多的政权，如今天的昭通市（乌蒙），威宁县（乌撒），东川区，镇雄县（芒部），毕节市（水西），叙永县（永宁）等。根据史料文献记载，水西安氏祖先，妥阿哲（济济火），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时，水西彝族远祖酋长济济火（妥阿哲），曾于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积粮，通道，协助平孟获有功，唐代开元年，鬼主阿佩内附，宋代普贵时发展成为罗氏鬼国受封为罗甸王（罗氏鬼国）。元代设亦不薛宣慰司，明代水西霭翠归附，被赐姓安，明代初年，规定水西和水东，以鸭池河为界，水西最高长官为宣慰使，水东最高长官任宣慰同知，水西安市长印水东宋氏协助安氏处理政务，为了加强控制，明朝廷将宣慰司衙门设在贵阳城内（异地设衙），而且对安室控制相当的严格，非有公事不得擅自还水西，需要奏请批准，以印委托宣位同知代理，达到了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目的。

安氏一族世长水西，主要是以“家支”作为纽带，通过宗法制实现，土目分制，加之是彝族社会的一大特征，它起源于父系社会氏族组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共同的家族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而使其更加牢固，所谓的家支，大概类似于汉族的家族，但是汉族的家族过了五服以后就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了，而彝族的“家”有共同的男性祖先繁衍子孙，子孙繁衍形成若干的枝，一般来说，每隔时代举行一次分支仪式，较大的支又分出了若干的家。但新分出来的家支，并不因此隔断与原来家支的联系。仍然以共同的元祖维联系，类似于汉族，每个姓氏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不同的是，汉族家族在分支之后，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这么紧密。在财产的继承上，随着地长子继承制的确定，在安氏政权内部，地长子继承土司的主要权利和财产，形成了大宗和小宗，逐步形成了所谓的12宗亲，48部120凴裔，1200奕续 ，在郑泉官署构架上，水西逐渐形成了九扯九纵的政治制度，所谓九扯九中，便是九个不同的官职，分为九个不同的品级。

家支宗法，地域化，政权化的结果，便形成了则溪制度，安氏占据水西之后，宣慰自占一片土地，而将12宗亲分封到各地，连13片领地，标志着水西安氏开始在贵州西部高原上落地生根。

根据彝文《水西制度》记载，乌撒有八则溪，永宁有十八为溪。水西有十三则溪。

从史料记载和现在的民族分布来看，水西土司下辖彝族占了1/3，苗族人口其次，然后为汉族和百越族。

彝族内部又有划分，主要统治阶级以黑以为主，最高统治者称为 “俄”，史书中说，至贵阳而西，洛洛为伙。而黑洛为悍

安氏贵族通过严格划分为若干社会等级，关系固定界限森严，在法律上各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其社会阶层主要分为九级，大致可分为黑白等等，保留着较多的奴隶制残余，这种社会制度不但在本民族内部实行，也让苗族，布依族等深受其害，当然了，任何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采用这种保守的制度，既能避免汉族移民和文化的涌入，也让贵族阶层的统治地位牢不可破，形成长期的稳定，在文字的使用上面，汉字作为和贵州布政司和中央王朝交流的官方文字，而宣慰司内部大量的知识阶层，用彝文记载本民族的历史和典故，上层社会将疑问进行了规范和推广，使得疑问逐渐普及开来，在书信，契约，政府公文等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

明清以降，中央集权的王朝对于将云贵两省纳入版图已经是大势所趋，像水系暗室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完全不同于内地的地方政权被消灭，只是时间的问题，水西的势力受挫，首先是安塞之乱的失败，崇祯三年1630年，持续八年的奢安之乱宣告终结，善后的措施之一就是割出水西彝族的水外六目之地。指贵阳以池河以东的地区（今修文清镇一带），改由流官直接统治，崇祯四年1631年废除水东宋氏，将水中送是割下的红边12码头改制为开州（今开阳），实际上就是等于将水系暗室的地盘分割，然后改土归流，但是遭到水西境内各个贵族的反对，个大加之其兵为大方成，此项政策不了了之，但是经过此役，水西宣慰司已经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康熙三年正月，正守云南的吴三桂早就对水西土司欲除之而后快，在其奏折中提到，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牲祭鬼，将为不轨，后清朝廷批复命吴三桂令云南，贵州两省官兵进剿水西，经过一系列激战，双方决战于织金果壅底，由于吮吸的战略失误，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康熙40年总督王继文以土司安世宗为吏民之害，仍请停袭，地方归刘官管辖，彻底终结了这个传承1476年（约225年～1701之久的土司王国。